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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的调查研究

时间:2018-05-13 09:46 来源:0

  ——重读《石钟山记》随想


  雷金贵


  近日,在一部岳麓书社1980年代版本的《古文观止》里,又一次阅读了苏东坡的《石钟山记》。重读不是第二次,是一次次之后的又一次。我读苏东坡的文字,百读不厌。《石钟山记》的文采,在苏东坡浩瀚的文词诗赋里,或许不是最出色的,但是反复咀嚼蕴含其中的一份执着,如含甘饴,滋味深长,唇齿生香,沁心入神。


  《石钟山记》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游记文本,因为字面上有明显的探疑行为,有人名之为“考察游记”,终究还是没有明白苏东坡的“言外之意”。


  石钟山因何叫做石钟山?《石钟山记》开篇即说,郦道元关于石钟山之名的由来,“人常疑之”;唐代李渤之说,“余尤疑之”。带着他人和自己的怀疑,苏东坡“至其夜月明,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”,历惊越险,一探究竟,前后文字,围绕“疑”和深入实际“破疑”,抽丝剥茧,让石钟山因何得名在真情实景中水落石出,真相毕现。


  苏东坡以其实地踏访,张扬耳闻目见,“事不耳闻目见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”苏东坡尤其痛心“渔工水师,虽知而不能言,此世之所以不传也。”言外之意,说的是最底层的人,最知道真实情况,却没有发言权;也没有人去倾听他们的现身说法,了解真情实况。所以说《石钟山记》之“形散神不散”之“神”,落在调查研究上,其行文婉转的真实意图,其实是以其拳拳的忠君爱民之心,劝谏皇上和朝廷,熙宁以来所行新法,究竟是利民了还是害民了,你们得到民间来了解,你们得倾听民间真实的声音。


  《石钟山记》作于苏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途中,苏东坡因为诗文得罪,在黄州“监外执行”四年多,新法于民,是利是害,他的耳闻目见,最为真实,而他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了,他天真的以为,自己这篇文章,会如同自己的其他诗文,会以各种方式广泛流传,会迅速被呈上皇帝的案头,让喜欢他的诗文的神宗皇帝,在读得“停箸忘食”时,也能读懂自己的用心。


  文为心生。传世的经典,不朽的杰作,无不是“心情和心事”的袒露。“心情和心事”,非一时之情绪之态,乃至死不移的牵挂,古今中外赞为心血的结晶。


  苏东坡文名盛大,遮蔽了他情寄“民为邦本”的为官形象。光阴荏苒,越来越多的后来之人,就只知道文豪苏东坡,而为他精彩的文字而沉醉;也只知道他几遭贬谪,而为他多舛的仕途而唏嘘。苏东坡一次次的“惹祸”,是因为文字;苏东坡至今活着,还是因为文字,颇有些“成败”皆文字的无赖况味。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,就会蓦然发现,祸害抑或荣耀苏东坡的文字,其“心情和心事”无不深深地纠缠于一个“民”字。


  苏东坡自踏进科举的考场伊始,几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沉浮里,他以诗词、文赋、记说和策、论、状、表、铭……等等各种文体,真实和形象反映民情、民生、民心。自孔子以降,“民为邦本”是为儒家核心价值。当然,伪儒之流,以为借口,不存于心,不付诸于行。苏东坡是真的儒者,心口一致,知行合一,心行不二。如此之说,不是故意要为之贴金,而是在他的字里行间,处处可见;在他为官一方的政声里,至今斐然。真情实况,不在宫墙之内,而布于广袤大地、千家万户,欲知真相,必入其中,今之所谓查民情知民意晓民心者也。


  从苏东坡的心事里阅读苏东坡,方可读懂苏东坡,方可读出苏东坡若干诗词文赋的“言外之意”。苏东坡在岗在位,多以奏章表状直言其说,毫不隐讳。苏东坡贬谪靠边或是官位不高时,多曲折以言外之意进言。当时官场,都知道皇帝喜欢苏东坡的诗赋文章而至于忘食,以至于他在黄州时写下的“江海寄余生”传到神宗手上,又以讹传讹听说苏东坡跳江自杀,神宗皇帝竟然伤心落泪。


  他不得不以迂回的方式,表达民之疾苦民之所想。有宋自赵匡胤、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桓“澶渊之盟”后的所有皇帝,无不深锁宫墙难出宫门,与民心民情民生隔着遥远的距离,而被百年承平虚言假象抹黑了双眼,尤其自急于有功的宋神宗肇始,他以新法之名,折腾了将近二十个年头,至于哲宗徽宗钦宗,四任皇帝,五十年间,北宋的江山,就被迎合奉承之花言巧语的文辞玩完了,离苏东坡病逝常州不过短短二十五年。


  苏东坡还经历了仁宗和英宗,宋徽宗继位,大赦天下,苏东坡因此有机会从“海外”的儋州北还,不幸病逝于遇赦北归途中的常州。在此期间,无论“新党”当权还是“旧党”当政,苏东坡耿耿之心不说假话,《四库全书·苏轼传》赞为“……以爱君为本,忠归谠论,挺挺大节,群臣无出其右”的苏东坡,所以竟以真言真语而再三得咎。所幸如《四库全书·苏轼传》所言:“呜呼!轼不得相,又岂非幸欤?或谓‘轼稍自韬戟,虽不获柄用,亦当免祸。’虽然,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,尚得为轼哉?”


  苏东坡不改说真话的本性,源于他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弃儿”之真性情。


  说了这么多真实的铺垫之后,我得道出苏东坡在《石钟山记》真言真情的言外之意,他是借探究“石钟山”山名由来之名,言说欲知真相,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,文中“事不耳闻目见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”这一强烈之反问是矣!


  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,被宋神宗和王安石贬谪黄州监外执行,开启了他以各种文体反映真情实况而因文获罪的仕途旅程。宋神宗是想做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,王安石是想做个富国强兵的好宰相的,但是他们联手推动的变革,却被群小弄得变形走样,王安石竟被自己提拔的人赶去金陵养老。而锁在宫墙里的宋神宗,早已被自己弄得焦头烂,尤其元丰五年九月,听信夸夸其谈攻打西夏之言,而遭遇永乐惨败,击垮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撑。这个时候,他想起了知实情说实话的苏东坡,元丰七年正月,在多次下令诏命启用苏东坡而竟然被臣子驳回,他不得不以皇帝手札的强硬方式,准备启用贬谪多年敢说真话的苏东坡:“苏轼黜居思咎,阅岁滋深,人材实难,不忍终弃……量移汝州……”,这是宋神宗将要使用苏东坡前奏,可惜,一年之后,宋神宗就呜呼了,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。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发动的所谓变法,从一个美好的愿望出发,未曾想到竟然是为北宋注入了死亡的病毒——其一是财聚于上而民愈贫,动摇了国之根本;其二是开启了弄权当道的邪门,加速了死亡病毒的爆发。


  《石钟山记》的目的所以很明显,苏东坡知道是神宗皇帝的手札让自己离开黄州,他还没有发言权,高高而森严的宫墙,让皇帝难知外面的现实,他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进言皇帝。《石钟山记》和同样作于这一途中的《题西林壁》,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意在进言皇帝他希望皇帝听到真实的情况,施行民心所盼、所向之仁政。


  言耳闻目见之言,行耳闻目见之行,贯穿了苏东坡一生的所作所为和所言所文。


  初仕凤翔,苏东坡深入官民,了解到无论枯水和洪水期,都要把终南山的木材,通过渭河和黄河,运往京城,而遭遇“经砥柱之险,衙吏蹱破家”的悲惨,而“轼访其厉害,为修衙规,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,自是害减半。”三年任满回到朝廷,先后遭遇母亲、父亲去世,待到守完父亲之孝再回朝廷,很赏识苏东坡的英宗皇帝,还没有等到苏东坡回朝,短命而去,皇帝已经由英宗到神宗,时为神宗熙宁二年。因为神宗皇帝召见苏东坡,已为执政的王安石,素恶苏东坡之议论异己,“拗相公”王安石不想看见苏东坡在皇帝面前进言,将苏东坡从判官告院赶出,“权命开封府推官,将困之以事。”殊不知苏东坡因此而更能够了解民间真情,当年元宵节,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,且令损价。轼疏言‘陛下岂以灯为悦?此不过以逢二宫之欢耳。然百姓不可户晓,皆谓之以耳目不急之玩,夺其口体必用之资。此事至小,体则盛大,愿追还前命。’即诏罢之。”


  苏东坡由此与王安石怼上,深知自己“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一再请求外放,由此开启了他的通判杭州、知密州和徐州与湖州之旅,在此期间,“时新政日下,轼于其间,每因法以便民,民赖以安。”密州任上,大胆罢行“手实法”,把同僚惊出一身冷汗,苏东坡的举动反馈到朝廷,“朝廷知法害民,罢之。”苏东坡敢于如此作为,是因为身为太守的他,也只能以杞菊糊口,甚至“洒泪循城拾弃儿”。民间疾苦,他已忍无可忍。他还不忍皇帝被宫墙内粉饰太平的声音蒙蔽着,自己虽有“忠君爱民”之心却处无可奈何之境,然后仰天长叹:“高处不胜寒,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”徐州抗洪,救满城百姓免遭鱼鳖之灾,受到皇帝嘉奖。苏东坡不贪功,他在《奖谕敕记》中说,他的抗洪应急之策和长远的防洪之举,来自徐州父老,且刻碑《熙宁防河录》,让后来人知道徐州因地理特殊之防洪要务,为民之心,何其殷殷!


  之后到湖州,以《湖州谢上表》被群小攻讦而惹祸,而入狱,而自元丰三年监外黄州,到元丰七年正月离黄,途中有了这篇《石钟山记》。其实,苏东坡在黄州所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,也是在他了解到神宗皇帝将进攻西夏后,以他初仕凤翔所知情形,而曲折进言皇帝不可盲动。果不然,神宗皇帝被自己发动的战争的惨败而气血攻心而丧命。


  为民而说实话道实情而遭受牢狱之灾的苏东坡,复出之后的仕途飙升中,依然不改其说实话道实情的秉性。首知登州,时日不长,察“榷盐”害民,上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,留下“五日登州府,千年苏公祠”的民间美名。回到朝廷,先是被因自己“乌台诗案”受到牵连而当下重新掌权的“司马牛”司马光不容,司马光将尽废神宗和王安石在熙宁、元丰时期的所有新政,一切复旧。苏东坡从民间回来,知道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有所长,希望司马光能够兼用其长。司马光和王安石,忠君之心不容怀疑,却有共同的毛病,大权在握,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而要“清君侧”。哲宗皇帝还小,垂帘的宣仁太皇太后,从心底里是准备要苏东坡接班司马光的,她知道苏东坡兄弟是宋仁宗为子孙选拔到的两位宰相人物,苏东坡兄弟在这些年来浮浮沉沉中表现出的德能勤绩,印证了仁宗皇帝的判断,但是她对苏东坡因为直言极谏而被高处之冷寒笼罩的境况,也无能为力。苏东坡因而再回民间。


  苏东坡回到民间的首站,巧合于他在熙宁时期到达民间的首站——杭州。时光如梭,二十年后的杭州,恍若隔世,民生萧条,百废待兴。回到民间的苏东坡,查民情,纳民言,整治将被淤、葑殆尽的西湖,疏浚茅山、盐桥二河,还西湖于今朝。他经过实地踏勘,希望治理“浙江潮自海门东来”和太湖水患,而久久利民、便民、惠民,却被“有恶轼者,力沮之,功以故不成。”虽然如此,“轼二十年再杭,有德于民,家有画像,饮食必祝之。又作生祠以报。”为民者,民不忘也。


  杭州之后,苏东坡厌于所谓“党争”,在朝廷与地方之间辗转。


  知颍州,阻止了一项不仅劳民伤财且会水灌颍州的水利工程,是前任奏准朝廷的大项目,而这个项目本来存在争议。苏东坡到任,没有盲目开工,而是组织人员踏勘测量,用测量数据,证明这个工程做不得。为此,苏东坡有理有据的向朝廷三上奏章,用真实的测量数据说话,阻止了虚妄的夸夸其谈,详情见于苏东坡《申论八丈沟不可开状》。而之前的争议双方,都没有做实地踏勘测量,空对空的言说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知扬州,罢除了民不聊生里的“万花会”,探访漕运凋敝的因由,上奏得允,行船工以船为家之策而达于公私两便,漕运再兴。知定州军州事,此时,宣仁后死了,司马光也死了,哲宗亲政了,这个有些逆反和报复心很强的皇帝,要对他在未亲政时期“只见他们屁股”的大臣动手了。按规矩,被派往定州时,要面辞皇帝,接受皇帝训导,当过哲宗皇帝老师的苏东坡,竟然不被允许,而是要他立刻出城,这是北宋开国以来,从未有过。如同北宋开国从未有过的文字狱,不幸都落到了苏东坡的身上。虽然如此,苏东坡临行时,给年轻的皇帝极谏的奏章:“……天下治乱,出于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极,小民皆能自通,迨于大乱,虽近臣不能自达……今听政之初,当以通下情、除?蔽为急务……”苏东坡的核心是殷殷希望皇帝亲政后,一定要畅通从皇宫到民间的渠道,掌握实情,再做决断。而定州是北宋边防重地,竟然军营破败,军纪懈怠,军不知民,民不知兵。于是上奏,请求修建军营,加强军备,恢复弓箭社,强化边防,整饬军纪,操练军民。


  自苏东坡再次莅杭至于定州,经过二十年折腾的北宋,民生萧条,又有水旱之灾交侵,他每到一地,几乎都要上奏请求赈济灾民,这样的奏章,《苏东坡全集》里很多,读得人心里流泪。其中尤为讽刺的是,苏东坡在知杭州任上奏准的救灾粮,却被报喜不报忧者截留了,这让苏东坡愤恨不已而上章揭露,为了一方百姓的生计,苏东坡有些不管不顾。从神宗到哲宗,皇宫外的真实情景,他们或许假眼蒙蔽了,或许明知而假装不知,而苏东坡不仅耳闻眼见,而且挂于心,行于行。


  定州是苏东坡仕途生涯在岗的最后一站,他之前直接或曲折进言的文字,再次被“恶轼者”翻出来作为靶子,而被贬谪岭南。


  求一时的真情,说一时的真话,做一时的实事,或者不难;一辈子都这样说这样做,没有始终不渝的品格,一定做不到。苏东坡在西蜀的小城出生,在民间里长大,晓得民情之实,晓得民生所需,所以有奋厉有当世志的信念,言于口,记于文,施于行,始终不移。参加仁宗皇帝的御试,其策论之《课百官》、《安万民》即有“决壅蔽”而畅民情、“结人心”而听民声之策,即使贬谪岭南,贬官苏东坡,竟然指导建自来水工程,捐出赏赐,修建桥梁,兴学救牛,除旧布新。“此地可开眼界,何人可配眉山。”此联刻在儋州苏公祠,人心活着苏东坡。所以才有苏东坡自己的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
  因文而名的苏东坡,写出那些至今鲜活的文字,不是因为那些文字多么华丽,而是因为那些文字见人、见物、见情,一如《石钟山记》里,即使阴森可怖的激流绝壁,也挡不住苏东坡探求实情的执着。


  2018年2月13—14日·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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